请告诉**，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要罗申催促周恩来或**，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已经做出决定，那么苏联准备“派去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7月22日罗申转呈了**关于这问题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显然，**对苏联只提供个空军师的装备，而且要由尚未掌握飞行技术的中国空军驾驶感到不满，所以暗示斯大林，中国还需要能够掩护即将赴朝鲜作战部队的更多的空军师。对于**的暗示，斯大林或者没有理解，或者有意回避。7月25日维辛斯基致电罗申只是简单地说，“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战局的发展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做好出兵朝鲜的充分准备。
8月5日**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然而，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这些部署通知莫斯科，而是再次提出了空军援助的问题。8月27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对于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
总之，在朝鲜战局尚未明朗化时，关于派中**队赴朝作战和派苏联空军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形成双方都认可的致意见。
9月15日美**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到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特使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说，“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联络也根本“没有保障”。这时，斯大林除了焦躁不安，大发雷霆，严厉斥责朝鲜前线指挥部和苏联顾问外，已经显得束手无策。莫斯科开始考虑与美国接触，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了。9月26日，经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同意，其副代表察拉普金与中间人兰开斯特会晤，了解到兰开斯特可以安排苏联代表与美国人会晤“讨论朝鲜问题”。马立克立即将这情况电告莫斯科。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做出决议：“责成察拉普金通知兰开斯特，马立克同意按兰开斯特的建议，同艾奇逊的助手或美国的位大使会晤。”“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进步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封**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同样，莫斯科也没有注意周恩来的弦外之音。
这时，金日成却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了前线的危机状况，并告诉他，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写信和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的决议。他们还决定给**写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收到求援电当天给平壤和北京的两封信电报中。在给平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
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在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先是假称“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随后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不愿意**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的身上。然而，中国出兵朝鲜面临着重重困难，所以，尽管**已经决心派兵赴朝作战，甚至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同意出兵的回电，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多数领导人对此持谨慎态度，以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兵。于是，**不得不收起已经拟好的电报，而交给了罗申另封回电，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第，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既表明了中国援助朝鲜的意向和可能，又陈述了目前出兵的实际困难，其内容与他没有发出的电报基本相同。但罗申在转述**的答复之后发表了通他个人的意见：“**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罗申认为，“中国政府无疑能够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队需要装备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罗申还猜测“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斯大林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接到罗申转来的**的答复后，他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
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
看来，斯大林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现在唯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复电**，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而且以更加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场认真的较量，再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斯大林接到了**的复信，信中表示赞同斯大林的基本论点，并说中国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些时候再派。**再次要求派代表去莫斯科进行详细会谈。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决定告诉了金日成。**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个保证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点，那么中国的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要求派周恩来和**去苏联与斯大林直接进行谈判。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在研究者中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
但会谈后的历史文献表明，会谈的结果是，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几乎同时做出了自己的最后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方面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大量美**舰，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由于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如果美**队再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那么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必将陷入重围，而且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涌向朝中边界和朝苏边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既然中国出兵已经没有指望，斯大林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紧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与周恩来和**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个执行这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晚约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在莫斯科决定放弃朝鲜的同时，北京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收到11日莫斯科来电后，紧急电令正准备出征的彭德怀回京，于13日下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决定战争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与此同时，**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电报发出后斯大林还不放心，当天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
在周恩来的进步交涉中，苏联方面表示，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难以出动，更无法进入朝鲜上空作战。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还是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仗。斯大林心中的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四苏联空军直接参与朝鲜战争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问题上的番讨论和争执，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次严峻考验。然而，**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队协同作战，这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和**的认识。对于这点，**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的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斯大林对**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个重要标志，就是在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赴苏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做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当**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队作战。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打响第战役后，情况有了变化：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线。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而朝鲜人民军空军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北朝鲜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苏联空军部队共有13个师在1950年8月至12月先后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其中别洛夫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8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这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的第支部队。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在斯大林眼中，出动空军为中**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出兵决策的支持。
第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空军少将别洛夫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64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比美国差得远。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64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
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座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队的空中优势第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然而，战局的进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进行补充休整时，联合**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同找**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要求。
**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个可用的机场。主要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十分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平壤元山之线及其以北机场担负掩护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移入朝鲜境内。据称若不如此，则朝鲜机场无法修成，中国空军亦将无参战可能，而坦克炮兵的运转亦将增加极大的困难。但此事须从整个国际形势的利害出发来考虑，未知许可这样做否”
这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或周恩来：除了“在前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对此“深表感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和中**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飞行距离受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袭击。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此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和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个航空供应师两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
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8655架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架84飞机和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据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年比较增长了33。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
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和在黄海上空作战，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线往南追踪敌机，即禁止跨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队作战。斯大林在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个由8个中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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