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神伤。
王亚奎哀叹：“明天车再不来，小米也没了。”
老龚说：“不想那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唱歌！”
唱什么？看见篝火把我们的身影投在小马架的泥墙上，几个瘦小的影子，更显得孤苦伶丁。悲愤之情涌了出来，就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这悲歌与我们所处的情景，非常吻合。
老关头眨着眼睛在听。他的这个土鳖小马架里，几十年中，恐怕还是第一次响起带欧洲味儿的歌曲。
大老张看我们情绪不对，就说：“来来，我请你们吃饼干。”
不知道他要变什么戏法，我们都看他动作。马料里，还有半块豆饼，老张去拿了来，用砍刀削下一些薄片。
“用火烤烤，就是饼干。”
这豆饼是何物？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是不载的，它是农村用黄豆榨油后所余的渣滓，富含蛋白质。前段时间，阜阳的大头娃娃要是不喝奶粉，而吃这玩意儿，头可能不会大。豆饼有腥味儿，不是人的吃食，但用火一烤，蛋白质熟了，竟喷香扑鼻。吃着，有蛋黄的香味儿。
咯吱咯吱嚼了一阵儿，果然解馋。口腹之欲一满足，精神就有需求。我们钻进被窝，就央求老关头讲那过去的事情。
老关头是民俗学家，从他那儿，我们知道山里有很多禁忌，不能打破。比如严禁妇女进山，更不能让妇女伐木。不然，树倒的时候就容易砸着人。当时虽是革命时期，山里的这些规矩也没破，百里老林，见不到一个母系。这固然是对女性的侮辱，但多年以后我想，这其中也可能暗含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还有，砍伐过后的树根不能坐，因为那是“山神爷”的宝座。山神爷又是什么呢？是金钱豹。老关头说，最后一次见着豹子，也在六年前了。“山神爷”出现之前，山林里就有异常气氛。那东西身影一现，百兽都要避开。有一次，老关碰见它远远地下山来，不巧枪没带在身上，只好倒头便拜，口中喃喃有词：“山神爷保佑！”接着，就是叩头如捣蒜。
豹子爷见到这不抵抗主义，不大理解，困惑了一会儿，就返身走了。
山神爷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但熊瞎子是年年光顾的。一立秋，半夜里就来偷老关头种的玉米吃。连吃带糟蹋，损失一大片。遇到这情况，就得吓唬，放一枪，怪叫几声。熊瞎子觉得情况不明，就会自己走开。熊一般不会吃人，但发情期的母熊不好说。山民有偶然与熊遭遇的，被熊妈妈一巴掌抓过去，往屁股底下一塞，当做了沙发用。坐完以后，也不吃，起身就走。其实，她是早把屁股底下的人给忘了。即便这样，人也活不了，因为五、六百斤的重量压下去，“沙发”一般都被压漏气儿了。
老关头讲这些，我们感到很刺激。劳动越来越不像是劳动了，倒像一场探险。
一夜无话，只是蛋白质不好消化，被窝里炮声连连，似当年激战大沽口。
第二天，炮声平息，我们的救星也到了。刘队长毕竟没忘了我们这支探险队，派“打头的”（生产组长）带粮草上了山。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四个人。见到山下来人，我们如同见到了八路军，都喜极而泣。
小米有了，土豆有了，咸菜疙瘩也有了。生产组长庞德海还给我们带来了家信。那时候平信走得慢，一来一回正好一个月。拆开老爸写来的信，又是老一套谆谆教导，陈腐不堪，他怎能理解我们革命年代的新人类？倒是有两句话比较有份量，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说：“看到你抽烟，我当晚回去很不安。跟你妈一说，你妈哭了。抽烟不是罪恶，但却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你下乡，环境不同了，生活恐怕要很严峻，意志薄弱者，难免被淘汰。人一生要走几十年，拼到最后，就是拼意志。你把《论持久战》好好看一看，不要以为自己还是学生，人家是要把你当作一个兵的。人生战场上，求死容易，求生，难啊！”
老人家苦口婆心，我没大在乎，继续抽烟。到今日，意志也随年龄增长越来越薄弱了。不要说建功立业，连活都活得没啥意思。我想，有的人，从小喝的是大头奶粉，先天不足，人生这一仗注定了就打不赢。折腾半辈子，也是给人家垫背。早知今日，我当初什么也不干，到今天也是一样。
庞德海四人用秫秸打地铺将就了一宿，第二天拉走了三分之一的柈子。我们又继续熬了五天。
粮草足，心情就好，没事儿就逗大老张讲“蓬嚓嚓”的故事。6o年代初的生活令我们神往，那些年我们还小，没成丨人，好多乐趣没赶上。只记得小学老师人人都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们当我们面儿，要我们做“合格接班人”，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没准儿也要“蹭肚皮”。现在的少壮派学者，把文革前和文革两个时期给一勺烩了，说反正都是不自由。自由不自由的，我不会太在乎，关键是安稳。那些年代初，就安稳，我们上学哪有家长接送的？没匪、没娼、没人贩子，连汽车都没多少，我们怕什么？
因此我们下乡后就不满，不能学习了，还要服苦役，安稳的日子，从此没了。听大老张讲过去，就像现在的小女人愿意听人家讲上海滩，都是自蔚而已。
1o
我一般不崇拜学者，尤其不尿那些少壮派。但对有一位是例外，他不是我们同胞，他是美国人，叫亨廷顿。他说，美国和第三世界老掐架，那是由于“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我服。我们当年从长春到东甸子，就相当于从华盛顿到了巴格达，必然也要有“文明的冲突”。
那时候我们去，说是接受“再教育”，心里可不大服。老师、校长都没能教育我们，山沟里的农民有什么资格？我们，就是时尚的代表。单说这拉锁大翻领，天蓝运动裤，农民见都没见过。
那些农民，不大自觉，还真以为会种地就有了天下第一的学问，要充充老师。尤其那些3o来岁的少壮，满口土掉渣的地方口音，把“敦化”说成“敦滑”，把“贫下中农”说成“贫下中能”，把“春耕”说成“春惊”，把“大寨”说成“大再”。我们说标准音，他们还要嘲笑。这普通话是国家推行的，难道还想颠覆？这暂且不说了，文明的冲突，大不了各说各的。最让我们几个男生不能容忍的，是少壮们三十郎当岁，拉家带口，儿女好几个，还个个色迷迷的。专跟我们户女生套近乎。一开会，就往女生跟前凑，没话找话，说说“敦滑”，聊聊“春惊”，恬不知耻。
女生呢，比我们男生能适应环境，莺莺燕燕，能迷住那些大老爷们儿，没准儿心里都挺得意。来而不往非礼也，她们也乐意跟少壮们聊聊“贫下中能”，扯扯学“大再”，连长春口音都改了。气死个人！集体户内部开会，我们就提出，女生要坚决抵制变相的“性马蚤扰”，女生们不吃这一套，说，思想不要太肮脏，她们接近贫下中能，没有错儿。你看，我们倒闹个思想肮脏。
那少壮农民，都有点文化水儿，以高小毕业的居多，上衣口袋习惯性地别着一管钢笔，大分头甑亮，上面抹了豆油也说不定。领口上还缝一圈衬领，用白线勾的，花乎哨，以为凭这个就能勾引城里的美眉。他们勾引，也就罢了，又对我们男生一百个不理不睬。平时干活儿，老帮着女生，有时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象征性地帮帮我们。
女生意志薄弱，或者说性意识早熟，见了少壮们有说有笑，对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的同学，反而不咸不淡。
这不是公然挑衅么？我们被激怒了。
那时，李家轩跟街道上的小流氓混，学会了一种黑帮“切口”，也就是黑话。说起来谁也听不懂，学起来挺简单。原理就是，在说话时，把一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在声母后面加一个“ai”，在韵母前面加一个“g”。比如说“妈”字，就要说成“买嘎”；说“爸”字，就要说成“百嘎”。据李家轩讲，这语言叫“哑语”，他一提倡，我们都感到有趣儿，几天就学会了。说起话来滴里嘟噜，完全是外国语，可一点不影响意思的表达。
会了“哑语”，我们就神了，可以当面骂人，被骂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也可在外人面前商量机密，不怕泄露。
再开会，少壮们往女生那儿一凑，我们就用哑语大骂，内容很不文明，这里就不好翻译了。大意是说，发情不能不看场合，或者回家跟自己妹子去干，等等。
少壮们起初很意外，跟女生打听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女生们也不知，就开玩笑说是西班牙语。少壮们知道没好话，尴尬了几天，又厚着脸皮继续“君子好逑”。
这天，少壮派的首领人物庞德海开会时候读报，为了显示有文化，拿着“敦滑”的腔调，抑扬顿错，念得白字连篇，遇到不会的字就蒙。其实这活儿，可以让我们来干。龚本辉是标准男中音，我是过去本派战斗队的广播员，念报纸，都跟中央台的效果差不多。但庞德海非要自己念，这也是一种权力显示吧？——你能，但你没权，所以我就不让你干。
我们都习惯了，就当他放臭屁，我们在底下用哑语说我们的。
那天，夜长，读报时间也长，一张报四个版都读到了。其中有一条当时很罕见的科技新闻，大概意思是说，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发明了什么新药，能治愈什么疑难杂症。那时候医学上也是扯蛋，开刀不用麻药，硬切。所以这样的新闻也没人信。这庞大学士念着念着，突然蹦出一个词儿来——“吼房”。小迷糊听了，一机灵，高声问：“什么吼房？”龚本辉领悟最快，喊起来：“老庞啊，那是‘|乳|房’，还‘吼房’！”老庞脸一红，说：“对对，|乳|房，|乳|房。”他其实知道这词儿的涵义，但就是念不准，所以又解释了一句，“就是那个，咂咂，老娘们儿的咂咂。”一边说，还一边揪了揪自己的胸脯。
这下，全场笑倒一片。老娘们儿就开骂，大姑娘脸飞红，我们户的女生全低了头，笑得挺兴奋。
我们这样羞辱老庞，他脸皮厚，安之若素。安排活儿时仍旧照顾女生，为掩人耳目，也顺带给我们安排轻活儿。我们以为他和其他少壮都是软蛋，我们这“城市文明”完全可以和乡村文明抗衡抗衡。其实我们错了。睚龇必报，秋后算帐，是中国人的根性，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只是老庞比我们有城府，看我们目前还受刘队长的庇护，他隐忍不发而已。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从山里回来，到春节前，是真正农闲。活不多，带干不干。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很丰富。现在的少壮学者们恐怕又要说，那年头，有什么文化？
当然有，我说的是，苏联文化。
认真地说，我们这一代，跟苏联是没多大关系的。我们懂事时，中苏已经开始掐架，高音喇叭里动不动就要评一评“苏共中央”。苏联文化原本是5o年代青年的精神大餐，不是我们的。我们接触它，是因为1969年出现了文化真空。我这里说的文化，是说最基本的流行歌曲。本来，文革中有大量颂歌出现，好听，有g情，取代了文革前的一批老歌。可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一帮，不知发了什么昏，从1969年起，直到1971年，在广播里几乎禁播所有的歌曲。天天只有样板戏，猴子拉稀，没完没了。
你不唱，我们不能不唱。唱什么？《敖包相会》，《芦笙恋歌》，《送我一束玫瑰花》。中国的老歌不够唱，苏联歌就乘虚而入。老龚在1968年闲了一年，谈了一年不成功的恋爱，追一个师长的女儿没追上，最后人家当兵去了。苦恋的副产品是，老龚学会了《外国名歌2oo首》里的15o多首。我很替老龚抱不平。那女生心肠太硬，15o多首歌儿都没感化得了，走了也好。
所谓《外国名歌2oo首》，是一本歌曲集，文革前的小资读物，相当于今日《上海的风花雪月》。说是外国名歌，其实以苏联歌为主，另有几首东欧和拉美的。6o年代初出版，在当时就有一点儿异端的味道，文革后当然遭禁。1968年，除了工人农民，全社会都很清闲，在地下状态中，这本小册子就很流行。到了集体户，山高皇帝远，放声唱苏联歌没有工宣队的狗鼻子来嗅了，苏联歌就成了知青的日常歌曲。
老龚嗓子好，是美声的那路，用脑腔共鸣，发的是丹田之气。小迷糊是京剧爱好者，下乡还带了把京胡，这时就用京胡伴奏清唱。每晚只要不开会，我们这里就开唱，一首首的跟老龚学。《卡秋莎》、《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经典，一学就会。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人家苏联，是个很小资的国家，什么东西一弄，就很有味儿。你瞧，山楂树下，两男追一女，多美。我们集体户隔壁也有果树，一问老乡，叫“臭李子树”，就这，还能有什么情调？
我们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巴墙，草屋顶，棚顶和四壁用报纸糊了，就算有点儿现代气息。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知道在3ooo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子。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房子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感觉很奇异。
我们那时候年轻，相信进化论，相信明天会更好。总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身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3o多年过去，这梦想才破灭了。知青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搂在怀里的，是三陪姑娘——差了十万八千里。
男愁唱，女愁哭。我们是愁啊。四个女生，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青春期，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环境这么恶劣，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奶的架势。我们自己的女生，我们既征服不了，也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要不是文革，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他妈了个腿儿的！
乡下的生活，渐渐无趣起来。刚来东甸子住在李裁缝家时，我们还有顽心，感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天就能回去。时间一长，知道这只是幻觉，回城还不知猴年马月。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点儿幸运。1968夏季的时候，百无聊赖，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战友”，撬开校图书馆的窗户，做过两回窃书贼。战果很不错，共窃得艾芜《南行记》、叶紫《丰收集》、瞿秋白《饿乡纪程》等若干好书，开了一回眼界，知道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学的种子一发芽，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乱逛时，在桂林路的马路边上，看见一老头（可能没我现在老）在摆书摊。我那时两眼一抹黑，不知好赖，居然让我淘到了繁体字本《艾青诗选》、瞿秋白译《高尔基散文选》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译文》。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恐怕又该笑了——这算什么东西？告诉你，6o年代初的《译文》杂志，可不一般，曾经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插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明白吗？覆巢之下，还真就有个把完卵。我把这些宝贝金蛋都带到乡下来了，没事儿就啃。
我的同伴，一般对这不感兴趣。他们属于与时俱进派，认为读书没用，如果读文学书，就更是脑子进水了。除了老龚翻了翻我的宝贝，虚夸了两句外，没人待见我。
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寄托——谈女人。这个应该属于正常，青春期，小胡子蹭蹭地长，小棒棰也不大老实，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我们那时，一是对女生怀有神圣感，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践这些大傻妞儿。
那时候的小年轻太苦，没有性教育，没有情铯文化，憋得满脸都是小痘痘。贫下中农又一个劲儿的不领我们走正道。干活儿凑到一块儿，壮劳力专门讲黄段子。x爱不叫x爱，叫配种，人畜不分。这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我这一辈子，凡过性生活，想的都是配种。真他妈了……算了，不多说了，免得误导青年。
那时候我们户，四个女生。第一美女是关美玲，眼含秋水，除了老龚有点儿希望外，别人不要想。第二美女是梁燕眉，含情脉脉，暂时待字闺中。于是小迷糊、李家轩和我，就朝她使上了劲儿。其余的两个，郝丽珍和曹凤兰，白给也不要。
落花有意，轮到梁燕眉做饭，我们仨都抢着挑水、抱柴火。可人家不领情，就当是革命友谊。日子一久，李家轩泄了气，小迷糊有些恨恨，我呢，开始怀疑梁燕眉另有所爱。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跑到公路上瞎遛跶，唱了八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来时就有点儿晚了。从女生窗户底下过，见里面好像在铺被准备睡觉。大伙儿赶紧目不邪视，鱼贯而过。小迷糊殿后，抵抗不住诱惑，八成是多看了两眼。回到我们屋，只见他兴奋异常，手拍炕沿，直说：“好啊，过瘾啊。”
我们问：“怎么着？”
他压低声音，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我看见梁燕眉的吼房了！”
大伙一惊，随即爆笑。李家轩说：“扯蛋，这怎么可能？”
老龚说：“色迷心窍了吧你呀！”
小迷糊信誓旦旦：“没看见我是犊子！梁燕眉在换衣服，一家伙就把汗衫全脱了。”
大伙儿听了，有点相信，老龚羡慕得直摸下巴。
李家轩却发现有点儿不对，抽抽鼻子说：“什么味儿？讷臭！”
低头一看，原来小迷糊刚才踩了一脚猪屎。大伙儿就起哄：“去去去，叫梁燕眉给你刷干净！”
这个晚上，男子汉们都有点睡不着。百~万\小!说的，想事儿的，谁也不愿意关灯。小迷糊拿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乱翻，专挑“泌尿生殖系统”一章看，看了半天，啪地一摔书：“妈的，女的也长毛啊！”
老龚赶紧一伸手，拽了一下拉线开关，熄了灯：“人家怎么说你们？不要太肮脏啊！”
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像王朔说的，是一条河，淌着淌着就浑了。
11
古话说：“敝帚自珍”。还有一句是“腐鼠成滋味”。说的都是一个理儿，那就是：东西是自己的好。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坎坷而平淡无奇，在今天这个金碧耀眼的时代里，灰不突噜的，不值得翻腾出来。但我却割舍不了，越老，就越“时时勤拂拭”。因为，我心里总不甘呀，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的好多同龄的弟兄们，现时就在街上蹬三轮儿。蹬三轮儿，固然是光荣的劳动，但是看到他们被交管撵得四处乱窜，我心里总是难受。我们在戴红领巾时，喜欢的是装半导体收音机，玩的是海军旗语，是想当工程师、当海军少校的料。儿时的理想，本不算虚无，因为那时城市里就极少有蹬三轮儿的了，再光荣，也轮不到我们去蹬啊！
命运在1966，摧枯拉朽。当我们还是初中一年级的花季时，大风就把一树的花儿都刮没了。
人们鼓动我们说，把你们乘坐的船凿了吧，船上有妖魔鬼怪，凿了，咱们来造新的。我们听话，七手八脚就凿了，还挺痛快。但想不到，我们毁掉的，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风浪一过去，农民还是农民，工人还是工人，而我们学生却不再是学生了。唯一掉到冰海里喝苦水的，是我们。再想想过去那船，有什么不好？那样舒服的日子，我们还要闹，我们的确是吃饱了撑的。
在我们这一届里，数学天才多得是。老师的课根本不用听，初一的下学期，大伙就在自学初三的课程。像小迷糊、李家轩，虽然出身三马路的小胡同，但都是聪明绝顶，连最苛刻的数学金老师，都对他们笑脸相待。假以时日，没准儿将来就是半个陈景润。文革一来，大翻盘了，数学还有什么用？清华、北大，全成泡影。天才，就这么毁灭了，还要半辈子遭少壮们的耻笑。
接着来说我们集体户。春节前，学校又给我们户塞进了一个游兵散勇。这个后来者，在文革前，是班上的一个人物。他是我们的班长，叫房援朝。我们这一茬，都出生于1952年，他这名字，是纪念我志愿军支援朝鲜的。
老房是工人的儿子。那年头，工人的概念挺广泛，国营大厂一月挣8o多块钱的高级技工，叫工人。街道小厂里边，一月拿3o来块的，也叫工人。这两种工人，差得可是太悬殊了。高级技工，离贵族其实已经不远，那年头，教授也不过才挣12o
老房的爸爸八成就是街道厂的，钱紧，而且不是一般的紧。上有俩老人，下有四个孩子。老房的妈妈没工作，家庭妇女。3o来块钱养活八口人，得有多费劲儿？我们那时候想象不出来。
我以前去过老房家，一间小趴趴房，全家人挤一个炕。家里还养着鸡，人人都不闲着。老房的妹妹放了学要上菜站捡白菜帮子，剁了喂鸡；老房的弟弟就上铁路边去捡煤核儿。喂鸡，是下了蛋好换点儿零用钱；捡煤核儿，是因为烧不起纯煤，要掺上煤核儿，能省俩钱儿。
一家子穿的都是黑棉袄，没色彩，左一个补丁右一个补丁。只有老房穿得像样一点儿。老房现在是中学生了，清华后备军，住校，平常回不了家，原先他干的活儿，就由弟弟妹妹分担了。
他人缘好，一张大中华的脸，挺憨厚。从来不以告密邀宠，文革前在班上挺得人心。文革中，没工夫跟我们一块儿胡闹，就在家打零工养家，两年多年都没到学校来。我们下乡了，他都不知道。后来班主任费挺大劲，才在贫民区找到他家，特事特办，把他补充到我们户了。
老房很低调地来了，行李不多，被子是旧的，很寒酸。但他的到来，加上其他外力的影响，使我们户出现了分化，酿成了一幕悲喜剧，却是让人始料不及的。这是后话。
老房一来，老同学相见，大伙都挺亲。我们户原先只有一个女户长，关美玲，她固然人情练达，但我们男生都不大服——女的怎么能管男的？老乡们也觉得别扭，集体户怎么是老娘们儿当家？老房的为人，正合我们意。他当过班长，有威信，男生就提议补选他当户长。关美玲也正愁事务太繁杂，愿意退一步，甘当副户长，主管女生事务。
老房当了户长，仍然是低调行事，干得多，说的少。男生方面的精神领袖，还是老龚。
此时已是临近春节。那两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趣的两年，连年都不大过了，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吃，不喝，不拜年。我们刚来，如果马上回家过春节，与时尚就很不符。于是一商量，春节就将就革命化吧，过完春节，立马回家探亲。
年初五，饺子一吃完，大伙就上了路。刘队长为褒奖我们，每人赠送了小米1o斤。当年打的新小米，鼓溜溜的，喷儿香，可不像城里人吃的陈米没滋没味。人不能都走，老房自告奋勇担任留守，不回家了，革命到底。
在家中呆过正月十五，全户又都集合了起来，返回敦化。那时候知青坐火车，也没有什么优待，和老百姓一样买票。我们心里就嘀咕：服苦役倒也罢了，还要我们自己掏钱返回流放地，哪有这道理？在站前广场，大伙就商量。老龚提议，全买站台票混上车，一路小心着点儿。敦化是大站，不好混出去，就到敦化前一站下车，混出小站，再买张票，堂而皇之坐到敦化，一共才花两毛钱。女生不干，乐意花2块钱买全票，男生则都同意蹭票。最后约定，不管怎么走，第二天上午在敦化火车站候车室会齐，一块儿搭长途车回屯。
逃票的经历并不如事前想得那么惊险，列车上回农村的知青太多了，列车长懒得管，只草草查过一次票。我们一见查票的来，就四散躲开。有躲进厕所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有拿着水杯的，假装是别的车厢打开水路过。列车长是长春列车段的，知道都是城里的孩子下乡，得饶且饶。到了敦化前一站，老龚已经打听好，叫秋梨沟。车一停，一报站名，他一声“下”，我们就冲了下去。
小站不大，到站时间是后半夜，天很冷。下来后，才发觉跟我们一样聪明的，有1oo多位各校在敦化的知青，都下来了。一看装束就知道，人人都拎个包。这群奇特的旅客四下撒摸，打算绕过栅栏去候车室买票，等下一趟车去敦化。大伙儿正兴奋着呢，忽然有人喊：“快跑，工人民兵来抓人啦！”
原来，一连好几天，都有知青玩这猫腻，秋梨沟成了逃票知青中转站。有关当局深为恼怒，派了工人民兵在此守候多时，车停时不动，车一开，站台上滞留的，都是逃票的无疑，抓你没商量，一个不能让跑掉。工人民兵一冲，站台上立时乱了套，大家没命地跑。男生纷纷翻栅栏，翻出去就算出了站，人就自由了。那栅栏，就是柏林墙。我和其他人早已失散。站台上蒸汽机车“呲呲”地放白汽，身边人影憧憧，呼喝声远远近近，根本分不清敌我。我把旅行袋往“柏林墙”外的地上一扔，翻身上墙，一蹁腿，“扑通”一声就落了地。耳边立刻就像听到了亲切的女声：“这里是秋梨沟的土地，你自由了。”
我正要整理一下跑松了的裤腰带，只听“扑通”，又是一个旅行包扔了过来。回头一看，一个人影正笨手笨脚地在翻墙。我心里暗笑。却见那人想放弃了，张口冲我喊道：“同学！同学！”
啊？原来是个女的！
我急忙赶过去。
我们那时候眼光毒，对女生只要看一眼，就能揣摩出是哪一年级的。那女生，长得眉清目秀，短发，没扎辫儿，带个大狗皮帽子。一看那岁数，就知道是初二的。
事急矣！我也顾不得男女大防了，伸出手来，想拉她一把。但那女生受了惊吓，腿都软了，怎么也爬不上来。
她喘着气说：“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省实验的。”
“啊——我是四中的。我不行了，那个包，麻烦你帮我拿着，我先往那边跑。”
这时间，工人民兵的吼声已逼近，声嘶力竭，一副要剿匪的样子。
那女生的表情，有点绝望。
我赶忙说：“你放心！我就在候车室，你快跑吧。”
此刻，我胸中满是热血，能想到的就是《青春之歌》。
白烟，呐喊声，棍棒击打声，机车头喘气声，把秋梨沟之夜搅得天翻地覆。
我拎着两个旅行袋，一低头，就窜到树丛中去了。躲了一阵儿，待杂乱声音渐渐过去之后，才向候车室走去。
一进烟雾腾腾的候车室，就看见老龚他们东张西望，正找我呢。
我一喊，老龚就三步两步地赶过来，说：“嗨，就你废物，差点儿被抓住吧？”看见我提了两个包，他忍不住惊奇，“哪儿来的？”
大伙围了过来。我本想瞒住英雄救美的事，怕他们笑话。但看这情形，显然混不过去，只好把情况说了。没想到大伙没一个拿我开心的，反倒都有些动容。老龚攥着拳，晃晃，要打出一个下摆拳似的：“妈的，一年前，谁敢这么对待咱们？咱们，这叫什么了？”
李家轩用哑语骂了一句，说：“他妈了个腿儿的，老屯！欺负咱们长春人。”
感慨一通，我们就去买到敦化的票。那售票员一副猪脸，没好气：“怎么又是去敦化的？今天都快一千个啦，有病吧你们！”
小迷糊递过钱说：“是你们这儿有大脖子病（克山病），我们是转户去敦化的。”
“混扯！”售票员把票扔出来。
买了票，众人安了心，一边等车，一边等那落难女孩儿来取包。
不大一会儿，来了一拨知青，有男有女，那女的就在其中。到了我们跟前，女孩有点儿腼腆，接过包说：“同学，谢谢你啦。”
我说：“甭谢，没被抓住就好。别说你，连我腿都软。”
对方人群中走出一帅哥，一看就是军干子弟，牛烘烘的，一拍我肩膀：“哥们儿够意思！我们是翰章公社的，你们是哪的？”
“官地。”
“不远嘛，以后来玩儿吧。”
他看看我们这一伙，也就老龚像个军干子弟，就特别打了个招呼。老龚应了一声，双方都报了一下老爹所在单位的番号，马上就格外亲似的。这时，下一趟车来了，彼此就挥手告了别。那女孩儿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名儿也没留，地址也没留。
那个年月，人朴实，没什么坏心眼儿，等价交换那一套也不大流行。知识青年在外，见面就是同志。帮个忙，蹭半个月饭吃，都没说的，用不着感恩戴德。
只是，3o多年过去了，我总是难忘那个初二女生仓皇无助的神情。那时候，不是谁的老爹都能挣一百多的，对一月收入三、四十的家庭，两块钱车钱，也是钱哪！我们在东甸子，死命干一天，也不过四毛钱。逃一次票，何至于此！我们固然是犯了规，但这“规”就是天经地义的么？在这世上，有的人是狼，有的人是羔羊。羔羊的命运，就是被死命地追赶。狼只要想要撵羊，理由有的是。
我有时候想，那初二女生，如今已经是53岁的老太太啦。生活恐怕已经安定了，或者一定是闲着了。儿或女也该大学毕业了，送到社会上去，做狼做羊还不一定。她今天独自个儿在家里唠唠叨叨，还能想起那个人仰马翻的秋梨沟之夜吗？
12
火车到敦化站，天还没亮。一下车，我们就被站台上的气氛给镇住了。满站台都是全副武装的工人民兵，人人戴个红胳膊箍（袖章），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另外还有游动纠察队。水银灯下，枪刺的寒光能吓死人，我们倒吸一口凉气——这场面，怎么像发生了政变啊？
原来这是县革委会搞的，专抓逃票的长春知青。幸亏我们手中持有合法车票，不怕他吓唬人。那时候，工人民兵虽如狼似虎，但如果没证据，他们还没胆量随便拘人，哪怕他明知道你是逃票从秋梨沟上的车，也是没办法。
看他们装腔作势，我们就暗笑，故意在站台上磨蹭不走。果然引起了了一个小头头的注意，他过来验了我们的票，翻翻眼睛，恶声说道：“出站，出站，还磨蹭什么？”
走到出站口，我们又见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只见从后面的车厢上押解下来一群上海知青。一看他们这伙儿，人种跟我们就不一样——小伙子都长得细皮嫩肉的，女孩子更是水灵。这群人，好像不是一般知青，都穿着清一色的草绿棉袄，但又不是军用品，制式挺别致。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人人背后都钉了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名字。上海知青们显然是失去了自由，从这里再转押到什么地方去。看模样不像是歹徒，斯斯文文的，有几个女生，正经还是南方型的美女。他们神情并不沮丧，但谁也不说话，昂着头，没表情。拿枪的民兵在喝斥着他们排好队。
我们走到他们跟前，忍不住停了一停。有人立即就喊：“看什么看？走开走开！”
这是哪里的知青？犯了什么错儿？凭什么像吆喝狗一样吆喝他们？
我们心里直发毛——兔死狐悲呀！你想，我们离家远，他们离家就更远了。下乡本来就不容易，“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出征曲唱了没几个月，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后来想，也许他们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未经批准就集体离了岗？现在是押解回本单位？要是在今天，他们若想离开农场，农场领导还不得直磕响头，热烈欢送下岗。可那时候，你没有不劳动的权利。
到了候车室，与女生会齐后，天还是没亮，就坐在长椅上干等。正在百无聊赖时，工人民兵又来了。不过，这回不是查票，是来演出的，搞宣传。
这一支队伍，是文化民兵，见旅客睡眼惺忪，给大伙提神来了。那年头，宣传队的节目都是老一套：快板群，三句半，小合唱。几男几女，脸抹得通红，眉毛画得像大蜈蚣，拉个弓步，摆出胳膊肘子往外拐的姿势，一惊一乍。
不过这敦化工人的演出队，水平未免太凹，属第三世界。我们在以往，见惯了大专院校宣传队一流的演出，口味可不低。这工人一边演，我们就一边笑。我们越笑，他们水平就越凹。我实在憋不住，就说了一句：“什么玩意儿，这水平。那脸怎么红得像猴屁股？”
老龚说：“就是，不看了！到外面找地方坐?br />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