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只觉得路也宽，楼也高，路灯也漂亮。城里人，个个衬衫雪白，衣帽整洁，洋得很。
我们四个，有一天约好了到学校去看看。上午9点钟，在自由大路电车站会齐，怀着一股说不清的热望，往学校走。
越走，景物就越熟悉。这路，我们从前曾经走了三年多。远远地看见校门了，不由得“近乡情更怯”。本来是鼓足勇气要进学校去看看的，到了这儿，却忽然都站住了。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从这里毕业的，而是被赶出来的。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我们是逆子，是废品，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隔着马路，我们看了校门好久，怎么也挺不起胸来堂堂正正地进校门。
老龚说：“算了，别进去了。咱们在篱笆外面绕一圈吧。”
隔着栅栏，我们看见了熟悉的教学楼、生物楼、体育馆、学生一舍、二舍；甚至还看清了低矮的大食堂和校办厂。那风雨操场，那足球场，都还绿草如茵。教室窗户下的丁香树，仍然郁郁葱葱。风吹过，我们还听到了风琴的声音，不知是哪个教室在上音乐课。
走着走着，大伙都有些心酸。小迷糊不停地念叨着：“省实验啊，省实验……”
忽然，老龚停住脚，问大家：“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咱们就走吧。”
说完，他扭头就往回走。剩下我们仨，看了一眼母校，也跟着他走了。
那时的知识青年，回城探亲一次，是上一次天堂。离开故乡返回集体户，是赴一趟刑场。每次，都要经历这样一次的生与死。极端的热爱与厌憎，都在那时体验到了。我以前，从没感觉到故乡城市的一切是这样的亲，美得像个大花园。所有职业的人，都让我羡慕，因为他们过的是高尚的城市生活。就算是扫大街，那也是体面的劳动，可以按时上下班，不用跟着日头转。
我在家呆了一个月，每天都上街去逛。五商店、二商店、重庆路、长江路，哪里热闹往哪里去。走在干净整洁的柏油马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心情舒畅。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幸福啊。
直到有一天，父亲问我：“你们这农闲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我才意识到，必须得回去了。故乡已不允许我这样的人久留。
八月初，天凉了。我和老龚他们联系了一下，决定返回。
初秋的东甸子，玉米叶已经枯黄，满目凄凉。我们从花团锦簇的长春回来，只看到漫山遍野的破败与凋零。
我们不在的时候，老房他们几个男生和女生完全结成了死党。看见我们回来，都不冷不热，像是嫌我们很碍事的样子。他们天天晚上在女生屋子里商量事情，无非是怎么讨好贫下中能，怎么干好农活儿。
我们则破罐子破摔，不理他们。在一个房顶下，各使各的劲儿。
“嘎地”，也就是秋收开始了。这也是一个要命的活儿。东北的秋天不长，庄稼要快割快收。下雪前，都要运到场院上去，不然雪一埋，就要麻烦。农民们起早贪黑，疯了一样地干。我们还是不行，每天都累个半死。晚上收工，吃完饭躺在炕上，一小觉醒来，肚子就饿了。
家轩说：“不行，饿得慌，我去炒饭吃。”
他爬起来，到外屋地，把剩下的高粱米饭用油炒了，叫我们起来吃。炒饭里，有油有盐，还有葱花，香味扑鼻。
我们吃了一次，就上了瘾，天天晚上都起来炒饭吃。集体户的粮油是共用的，我们这一吃，等于多吃了一份。老房他们看在眼里，恨得直咬牙。
终于到第四天头上，以关美玲为首的女生不干了，涌进我们屋，对我们说：“你们这么糟蹋油不行，咱们分户！”
“分户”，这是个知青史上绝无仅有的概念，只在我们东甸子集体户发生过。
我们正好不想跟这伙庸俗到家的人搅和在一起，就同意了。
刘队长被请来当公证人，他和王会计拿来一杆大秤，把集体户的粮食、蔬菜、豆油（只剩了一点点）、柴火，一五一十分了。老房他们和女生算一户，他们三个男的先到刘队长家住，把房间让给我们。这样，就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了。
分户后的几天，正是秋雨绵绵，让人万念俱灰。我们这边，再过不上饭来张口的日子了，哥儿几个轮流做饭。家轩最先做，他发明了一种做法，等锅里的高梁米快要熟了的时候，揭开锅，用铲刀把饭铲成一个小堆，再盖上继续闷。这样出来的米，比较硬，别有一番味道。家轩沾沾自喜，每天我们吃饭，他就要自卖自夸。
后来，老龚实在忍不住，就说：“你他妈的这叫什么饭，都没熟！”
家轩很委屈，争辩道：“咋没熟？”
我和迷糊看他们要吵架，就赶紧拉架：“算啦，算啦，明天，就别用这新方法啦！”
我们做了几天饭，就把油用没了。蔬菜也只有土豆。没法子，就煮土豆当菜，放一把粗盐，有个味儿就行。吃的时候，自己把皮扒开。盐水煮土豆，吃起来，感觉很像咸鸭蛋，我们就当是在吃咸鸭蛋。
天开始下霜了。早起干活儿，又困，又冷，又潮湿。我们割豆子，手套一磨就破，搞得手上鲜血淋漓。干了七、八天，我顶不住了，收工后跟他们几个说：“我不想干了，这么干有什么用？”
老龚说：“就是，咱们转户之前，干脆别干活儿了，呆着吧。”
小迷糊说：“那行吗？”
老龚说：“有啥不行？咱们要是上苏联，有人管；咱们不干活儿，谁还敢管？”
我们就这样，撂了挑子，自动下岗了。一个人轮流做一星期的饭，其余没事的人，白天就到各处去乱串。
轮到我做饭时，家轩教了教我。其实很简单，放好米和水，一顿猛火烧开锅，就不用管了，剩下的炭火，正好把饭闷熟。
我做饭的那个星期，恰好是梁燕眉也做饭。她已经很久不跟我说话了。这一次，仍然是冷着脸，看也不看我。我们在外屋地各做各的饭。她们“那一户”做饭有计划，所以到现在还有油，每天都像模像样熬个菜，比我们要正规多了。
我在煮土豆时，梁燕眉正好看见，神情很惊讶，忍了忍，终于问了我一句：“你们就这么做菜？”
我说：“是啊。”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做好了饭，就回屋子里躺着，忽然听见梁燕眉在外屋地喊我的名字。
我连忙跳下炕，推门出去，却不见人，只见我们灶台上放着一大碗热腾腾的土豆熬南瓜。
这一大碗菜，颜色鲜艳，香味诱人。
这是梁燕眉给我的！她的心里，还没放下我。
我心头一热，眼睛都有点儿模糊了。
天一天冷似一天，日头也渐渐短了，我们百无聊赖。每晚早早烧了炕，躺下就睡，养膘。我睡不着，常常想起父亲。父亲送我踏上来敦化之路，对我，是寄托着一些希望的。他希望我在人生战场上做个合格的兵。但我恐怕要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了。我只能做个逃兵。
父亲自“大革命”以来，景况一直不大好，我下乡前几个月，遇上“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怀疑是“美国特务”。我们家被他们单位造反派抄了，照片、书籍被抄走一大批。一架过去在地摊上买的美国收音机，也给当成电台抄走了。一个3o来岁的少壮派蠢猪抱着收音机，边走边说：“我怀疑秘密就在这里边。”
父亲念大学的时候，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经常到学校去看望中国学生。有一次，偶然碰上了父亲他们一群，有人顺手照了一张相。这相片，我父亲就说不清了。单位造反派把他关起来，不让回家，又到我们学校，通过造反派组织找到我，给我做动员工作，让我劝老爸自首坦白。我很疑惑，老爸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美国不可能招募这么窝囊的特务吧？那些单位造反派，都是牛逼烘烘的少壮派，说话没人性，威胁我说：“你爹不交代，我们就能关他一年，你信不信？就你爸那个体格，他能挺得下来吗？”
我咬死了说：“我啥也不知道。”
少壮派蠢猪们说：“你做不做你爸工作？”
我说：“他不可能当特务。”
“怎么说？”
“他上街买菜都买不好，我妈老说他。”
在一旁听我们谈话的我校造反派头头赶紧捂着嘴乐。父亲单位的少壮们想发火，又碍于场合，只能恨恨地说：“你想保住你爹的命，趁早劝他坦白。”
“我日你们姥姥！”我心说，“我是谁？我造反起家，还怕你们？这辈子，你们迟早也有犯到我手的时候，等着瞧！”
学校造反组织的头头对我有怜悯之心，打了个圆场，把那些蠢猪们哄走了。
蠢猪们终究没挖出线索来，关了父亲俩月，放了，嫌疑帽子还戴着。一直到今年夏天我回去探亲，才听说没事了，正在准备下干校。下干校，是个苦差，但对于父亲来说，等于承认了他是“革命干部”，总算摘掉了“特务”帽子。所以，夏天时他心情还比较好。
我在乡下的事情。都瞒着他，不敢说我们正跟贫下中能对着干。父亲看我晒黑了一点，还比较满意，说：“孩子，吃苦，不是坏事。吃过苦的人，栽不了大跟头。”
老爹这话可错了。我们这一代，是苦就吃过，跟斗却栽的数不过来了，没有一回能跟上时代的，一直踉踉跄跄到今天。
那年秋天，为了逃避吃苦，我们毅然脱离了主流社会，开始浪荡。家长管不着我们，生产队也管不着我们，彻底自由了。以往队里开社员会，都要叫我们，见我们彻底罢了工，刘队长也就不再叫我们了。“那一户”倒是隔三差五的就去开会。
我们起了好奇心，什么事儿啊，生产队要频繁地开会？一天晚上，我们溜到队部外头偷听。里面先是在商量农活儿的问题，商量完了，就谈到了集体户。
刘队长说：“你们那几个男生，怎么都不干活儿啦？”
王亚奎嘴快，立刻打小报告说：“他们那几个少爷秧子，能干什么活儿，天天唱黄歌，到处瞎串。”
刘队长说：“他们那几个，活儿干得确实不咋地。”
王亚奎接着告状：“他们心思也没用这上呀，成天想着往苏联跑。”
刘队长说：“就他们几个那废物样儿，还能偷越国境？”
众社员就大笑。
墙根底下，我们几个听得咬牙切齿。
回到集体户后，老龚说：“这帮王八蛋，咱们得教训教训他们。”
家轩晃了一个下摆拳，说：“对，揍他个姥姥的。”
惩罚计划很快就制定好了，我们要打一场维护尊严的战斗。从兵力上说，我们四个男生，他们只有三个男生，我们是强势。而且我们先发制人，有必胜的把握。
接连几天，我们都在备战，寻找战机。家轩被安排发起第一轮攻击，连着几天，他都不停地在练“稳、准、狠”的下摆拳。
机会终于来临了。一天中午，老房他们三个进了女生屋，在商量什么事情。家轩看见了，紧急通知我们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几个马上来到外屋地，把大门堵住，摆好了阵势。
家轩清清嗓子，叫了一声：“冯长骏，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问问你。”
冯长骏的父亲是当年的长春拖拉机厂的“贵族”工人，一月工资七、八十，家境很不错，住的是过去日伪时期的小洋楼，带地板，不比我家差多少。他老实木讷，是个善良人。我们那时虽然小，但也装了一肚子成丨人的坏水儿，知道欺负善良人不会有什么后果。冯就是我们选出来的“突破口”。
家轩一喊，冯长骏应声而出，问：“啥事儿？”
家轩问他：“你前天是不是骂了我？”
这是典型的“狼和小羊”的逻辑，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冯长骏一脸茫然：“我什么时候骂过你？”
家轩冷笑一声：“你不承认？”说着，照他下巴就是一记下摆拳。这拳法，东北又俗称“电炮”，迅疾如电。右拳攥紧，五指并拢，手腕挺直。这样，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手腕上，冲击力极强，又不会挫伤手指。当初，一中那小子就是一个电炮把我打倒在地的。
家轩为此已经练习了多时，一炮下去，冯长骏虽未摔倒，但也站立不稳，踉跄了几步，嘴唇立刻出了血。他“哎呀”一声，捂住了嘴。
里面的人听到动静，知道是我们寻衅，老房在女生屋子里“哇”地一声，扑了出来。他身大力粗，气势逼人。
这我们早就料到。我方老龚立即迎上，两人交手，很快搭起了摔跤架子，像两头老熊在地上转开了圈儿。
最后出来的是王亚奎，他破口大骂：“反了你们！还敢打人！”他忽然指着我说：“你什么出身你不知道？你老爹什么问题你不知道？你还敢打我们工人子弟？”
我说：“王亚奎呀，我老爹问题搞清楚啦，已经下干校了，是革命干部了。你到长春去调查呀！”
王亚奎气急败坏，上前就要帮老房。我方我和小迷糊战斗力最弱，但俩也能顶一个，预定是负责牵制王亚奎的。他刚一出手，我俩从两边立刻把他揪住。王挣脱不开，气的“呀呀”大叫。
冯长骏莫名其妙挨了一个电炮，此时回过神来，抓住家轩领子质问。家轩也反手抓住他的领子，两人就像斗架的公鸡。
“你凭什么打人？”
“我他妈就打了，怎么地？”
主战场的老龚和老房，已经不知头顶着头转了多少圈儿了，都累的“吠儿吠儿”的直喘。老房家穷，买不起腰带，用的是布带子扎裤腰。在激烈搏斗中，一下给挣断了，棉裤下滑，露出了半截白屁股。但战斗激烈，谁也顾不得了。
女生们先是吓呆了，好半天没人敢吱声。后来醒悟过来，就开门想出来助战。不料一开门，刚好看见半截肥臀，吓得一片乱叫，把门马上又关了。
外屋地霎时成了战场，锅碗瓢盆不断被碰翻。咒骂声、喘息声、撕掳声不绝于耳，听起来十分惨烈。女生再也忍不住了，不管什么屁股不屁股的，由关美玲带头冲了出来。关美玲指着老龚鼻子斥责：“龚本辉！你别不要脸，你还敢打同学？”
梁燕眉也冲上来，推开我和小迷糊，瞪着我，愤怒地说：“你们太不像话了，太野蛮了！”
娘子军一介入，双方自然停了手。
关美玲护着老房他们，冲老龚说：“龚本辉，你太流氓了！”
老龚咧嘴一笑：“我流氓？我朝大街撒尿了么？”
女生一片哗然，纷纷怒斥。
关美玲气得脸发白，说：“我上公社告你们！”
双方又各自说了一些狠话，便都退回了自己的营地。
把门一关，我们四个击掌欢呼：此战大获全胜，灭了他们的威风。特别是家轩的出手，又快又狠，真是痛快。小迷糊拿过京胡，拉起了《智取威虎山》，高唱一曲“今日痛饮庆功酒”。
我们的凯歌还没奏完，门就被刘队长“咣”的一脚踢开。他铁青着脸，吼了一句：“很入着（舒服）是吧？你们这是要作反天了！马上给我上那屋开会。”
分户以来，两个户的人还是第一次聚在一起。冯长骏的嘴明显肿着，女生们个个义愤填膺。我们故意若无其事。
刘队长看人已经齐了，就下了炕，站在地上，背着手训话：“看看你们几个，腐化堕落成啥样啦？活儿活儿不干，跟户里人打架。还弄出个‘电炮’来。有能耐，就给我来俩‘电炮’！过两天，是不是要上房揭瓦呀？再胡闹，就把你们绑公社去，信不信？咱东甸子，处理不了你们了。”
我们知道，“打狗看主人”。这一仗，触动了老屯们承受的底线，再进一步，他们把我们绑到公社不是不可能的。
但刘队长到底是老于世故，他犯不上为了老房他们跟我们这些亡命徒结仇，所以也没有进一步逼我们，而是划定了两户的三八线，谁也不许进犯谁。只要我们不在户里闹事，他就让我们自生自灭。
我们集体户“电炮”事件，很快传遍了东甸子。在农民眼中，我们几个人，成了彻底的小腐化堕落分子。过去跟我们多少有点交情的老张和小苏，都不大乐意接纳我们了。
我们陷入了被人民鄙视的汪洋大海中，每天就更加难熬，只好琢磨吃的。地里有些黄豆割倒了还没来得及收回去，我们就趁黑往回偷，在院子里点火一烧，扒出烤熟的豆子来吃。吃罢，满口留香，嘴唇乌黑。秋天的老玉米，有一些还不太老，我们也是趁黑到地里用手摸，摸到了，就掰下来。做饭时扔到炭火里烤，烤得辟哩啪啦响，那香味儿，直让人流口水。
混了不知道有多久，雪终于飘飘地下开了。黄昏时分，村庄宁静安详，雪无声地在落，掩盖了满世界的荒凉。
第二天清晨起来，奇冷！水桶冻在了地上，太阳没有任何热度，漫山遍野的雪刺得人睁不开眼。
东甸子通往外界所有的路，都被这大雪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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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明白了：人生不是游戏，而是一场磨难。少年时代结束了，我们注定了一生要经受无数磨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不知道。
东甸子的雪，掩去了夏日的繁华，白茫茫大地上一无所有。今年的年初，我们在雪中来到这里，梦一样地恍惚。在懵懂中，度过了春夏秋三季，失去了童心，失去了方向感。冬天的太阳，有亮度，没热度。早上，我们抖抖瑟瑟地从土坯房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内心如死一般。这每到来的一天，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盼头？无论是书上，还是在电影里，都说我们已经过上了千载难逢的幸福生活。可是，我们的幸福，在哪里？
就在这绝望的时刻，我们户来了三个不速之客。是长春二中初二的三个小子。为首的姓曲，绰号“水曲柳”。他们户在林胜以北的山沟里，是跑来“串户”的。一路不知走了多少家，瞎猫碰死耗子，撞到了我们户来。
有朋自远方来，我们按知青的老规矩，满招待。不过，无米之炊，我们也变不出花样来。好在他们不计较，也跟着吃盐水煮土豆。
这三个家伙，文革武斗时是好手，真正上过阵、攻过坚的。据说，当年在二中造反大军里，当过敢死队队员。提起热兵器打仗的事情，如数家珍。当年长春的我方一派中，有一位五十中的学生领袖，在偷袭战中被乱枪打死，被我派尊为“烈士”。水曲柳对那个家伙则不以为然，说：“那小子，什么东西？亡命徒。他不死，谁死？”
三个小子一住下来，就不想走了，大概是认为找到了臭味相投的知己。每天跟我们侃山，讲武斗的趣事、造反派里的绯闻、捉弄老师的手法，天天侃得嘴冒白沫。说来，水曲柳他们也是干部子弟，一副牛逼朝天的模样，不过，他们却不是精英。在“大革命”前，是小混混，与我们班的老成、老杨、小陈、小涂根本是两路。当年的干部子弟，不是极好，就是极孬，很少有中间状态的，
水曲柳他们来的时候，正是“电炮事件”结束后不久，我们和老房、关美玲他们正执行停战协议，谁也不干扰谁。庞德海一伙道德败坏分子就乘虚而入，公然跑到我们户女生房间，躺在炕上聊天、唱大戏。有时唱得高兴了，分贝达到8o，间或还有浪笑。
一开始水曲柳没大在乎，他们毕竟是来作客的，不好说三道四。后来感到不对，就惊讶地问：“是什么人在那屋？老屯吗？”
我们说是。
水曲柳一个鲤鱼打挺儿，从炕上翻身起来：“你们真是让人骑着脖梗拉屎！老屯怎么敢这样？”
我们跟他们讲了“分户”的经过。
水曲柳一听，有点蔫了：“原来那帮马蚤货不归你们管了，不然，集体户女生天生就是男生的‘码子’。他老屯还想开开荤？”
水曲柳怏怏不乐地躺下，继续侃他的“53 围攻工大事件”。但是对面屋子里的狂浪笑语，时时干扰他的思路。终于，他忍不住了，起身，站在炕上，隔着房梁冲那屋喊：“你们那屋的，在‘打圈’吗？打圈也不找个背静地方！”
那边屋子里略为安静了一下，接着浪笑声又起。水曲柳较上了劲儿，索性就一声连一声地喊。
老庞的脸终于挂不住了。我们的门，被他一脚踢开。
他身披一件蓝棉大衣，抖了抖肩膀，横了水曲柳一眼：“谁喊的？你们是哪的？”
水曲柳从炕上下来，站在他对面，面不改色：“我们是三家子公社长春二中集体户的。”
“你们干嘛来了？”
“你算老几啊，管得着吗？”
老庞又抖了抖大衣：“我是民兵队长，问问怎么的？”
水曲柳轻蔑地一笑：“不就是老屯吗？你吓唬谁呀！”
老庞大怒，上前就要抓水曲柳的手腕儿：“你说谁老屯？”
水曲柳往后一撤，嗖地一声，从裤腰上拔出了一柄步枪枪刺。那东西像匕首，两面是血槽，闪着乌光。这小子摆好了架势，一晃头：“怎么的，要干架？”
老庞倒也没慌，定了定神说：“小爷们儿，我跟你无冤无仇，来来，咱说明白了，再打！”
水曲柳就问：“你不是民兵队长吗？”
“是啊。”
“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
“知道。”
“那还调戏妇女？”
老庞横了一眼，说：“那屋里，有你妹子？”
“我操你妹子的！”水曲柳大怒，跳起来就刺。
老庞连忙躲闪：“呀，呀，还敢杀人？”
“我剁了你个鸡笆！”
“使不得！”我们几个连忙拽住他胳膊。
老庞见水曲柳要动真家伙，好汉不吃眼前亏，说了句：“你们等着！”回头就走。
其余几个少壮农民，更不敢呆，慌慌张张跟着离开了集体户。
我们这边立刻一阵欢呼。女生屋里，有人骂了几句“肮脏”，也就没有动静了。
水曲柳哈哈大笑：“你们唱够了？该我们唱了吧？”说完，就唱起了当时的所谓流氓歌曲《囚歌》。
我在这里，遥望家山，
不见老母，慈祥的脸。
过去的欢乐，
往日的幸福，
什么时候，
才能重见……
歌声挺凄凉，与当时我们的痛快心情不大相吻合，但我们却唱得如醉如痴。
这歌，不知是什么人写的，也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流传的。反正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歌，是个异数。它就在边缘的民间，被我们这些人传唱着，很有神秘感。
水曲柳他们的到来，给我们几个注入了强心剂。我们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愿意按照别人安排的方式来生活的人，大有人在，不止我们几个。
两天后，我们一块儿兴致勃勃地去官地公社逛街。沿着积雪的公路，走了十多里，来到了公社的小镇上。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可逛的。那年月，街上没有私人商铺，公家的百货店和小饭馆，都很寒酸，只比东甸子热闹一点儿。
在小饭馆里，大家凑钱，吃了一顿饭。没有纯粹的大米饭，只有掺了玉米碴子的米饭，不好吃。好在菜里有油，我们已经是很久没吃油了。
吃完，觉得没解馋。出来看见街边有居民养的鹅，一群群的，到处在觅食。水曲柳就问：“你们想不想吃鹅？”
我反问道：“想买鹅？哪有钱？”
水曲柳嘻嘻一笑：“买？用不着买。想吃，咱们今晚就能吃！”说着，他把军大衣扣子解开，跟一个同伙向一群鹅走去。
街上人多，没等我们看清他们干了什么，两人就回来了。他俩掀开了大衣的衣襟，我们都愣了——每人怀里揣了一只鹅！
一行人便急匆匆地往回走。路上，水曲柳向我们介绍经验：“抓鹅，要把鹅脖子拧到翅膀底下，掖好。这样，它就既不叫，也不会死。晚上，咱们就煮鹅吃吧！”
回到东甸子，天刚擦黑，我们迫不及待地动开了手。水曲柳手脚麻利地杀了两只鹅，用开水褪了毛，去掉内脏，扔进锅里煮。没有佐料，只放了盐，不到半小时，满屋子就是一股香气。
鹅汤终于煮好了，我们连饭都来不及做了，就盛出来分享。
好大的一层油。这样的美味，终生难忘！
艰苦惯了的人，吃了一点油，就腻住了。两只鹅，我们竟然吃了三顿才吃完。口中余香，几天不散。
这天，酒足饭饱，水曲柳又跟我们胡吹他在武斗中的战绩。老龚偶然提到二队集体户那帮小子以前曾来寻衅的事。水曲柳一听就火了：“还有这事儿？他们是哪的？一中的？走，去找他们，给你们报仇！”
我们一伙气势汹汹，来到了二队集体户。
集体户只有两个女生，其余的都回长春了。没找到人，水曲柳很不甘心，又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户？”
我们说：“一队集体户也是一中的。”
“走！”水曲柳抬腿就走。
一队集体户也是人不多，只有一个小帅哥在男生屋子里。水曲柳跟他搭上了话，互相寒暄了几句。
小帅哥说：“你们坐，我去给你们烧点儿热水。”
帅哥在外面忙，水曲柳对我们说：“冤家路窄。这小子得罪过我，他没认出我来。等会儿看我的。”
一会儿，帅哥拿了几个碗进来。
水曲柳说：“你先别忙，我跟你说几句话。你认得我吗？”
帅哥摇摇头。
水曲柳说：“你忘性可挺大！今年夏天，我到你们公社知青办去办事，一进门，没见有干部。那时候是不是你在里边？”
帅哥迟疑着说：“可能是吧。”
“我当时问你，这儿没人吗？你说什么？”
“我……忘了。”
“你说，我不是人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么说的？”
小帅哥个头不高，很精干，穿着极其时髦，小翻领拉锁一丝不苟。面对突然的挑衅，他倒还不失风度，说：“大哥，是我说的，我错了。”
“你很牛逼呀！那天我忙，没搭理你。你以为一中的就没人敢惹？”
帅哥还是不卑不亢：“大哥，我错了。”
说时迟，那时快，水曲柳上去就是两个“电炮”。帅哥嘴角立刻渗出了血，但他没有躲，站得仍很直，只是说：“对不起，我错了。”
这帅哥跟我们并无仇怨，我们看不过，赶紧上前劝住水曲柳。
水曲柳说：“你今天态度还不错啊。知道了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是，大哥。”
水曲柳说：“知道我是谁吗？二中敢死队的水曲柳。你们一中的要想拔豪横，还嫩了点儿！走！”他把大衣的衣襟一甩，朝我们挥了一下手，带着我们扬长而去。
出门后，水曲柳仰天大笑：“哈哈，放心吧，他们一中的今后再敢欺负你们，我改姓！”
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就这样，每天到处乱逛，我们感觉很潇洒，远强于前一段坟墓似的生活。
这期间，我收到了父亲一封来信。父亲说，他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并不意味着下放生活的结束，更漫长的流放还在后面。单位下令，一部分干部全家都要去“插队”，当时叫“干部走五。七道路”。这是专用术语了，就是让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不过想当工人那是奢望，而是彻底被赶出城市，去过老农的生活。父亲说，他的“历史问题”虽然查无实据，但终究也是个“问题”，所以导致这次被长期发配，连累了全家。他让我抽空回家去一躺，再不回去，家就不在长春了。信不长，也没有一贯的教诲，只是有些伤感。
我联想到父亲的身体，不敢想象他怎么干得了沉重的农活儿？又想到，难道一家人就要永远告别城市了？
命运有时候真是面目狰狞，不给人一点儿希望，非要把所有的不幸通通加到某一群人头上。明明是恶意的惩罚，却又冠冕堂皇，让你连反抗都没有理由。
我读罢信，长叹一声，恨不得立刻就回家去。在长春，眼下还有我温暖的家。可是这家，马上要消失了。今后所谓的家，还不知道在那个乡下的土坯房里。这已经不是游戏了，是代表正义的力量对我们这类人的惩罚。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们赐予我和我的家庭的唯一出路。
我到邻居的老农家里去了一躺，问问有没有新鲜的小米，想买一点儿给父亲带回去。父亲有胃病，他今后还要像大老张和王队长那样当农民，我没法儿帮助他，只能以此来表示一下心意。
邻居说，新小米还没有磨出来，让我等两天。
水曲柳见我长吁短叹，就问我怎么啦。我说：“老爸和全家都要下乡了。”
他说：“那你还不快回去看看？这破集体户，没吃没喝，还呆在这儿干嘛？”
我说：“等两天吧。”
水曲柳他们终于在我们这里呆够了，要走。我们都有点恋恋不舍，决定由老龚、小迷糊和家轩送他们一程，送到官地公社再回来。我轮值做饭，就免了。
临走，我跟水曲柳他们挨个儿握了握手，让他们有空再来。
水曲柳说：“哥们儿，别发愁。你老爹当年没去延安，今天才倒了霉。这次，你就当他去延安了，什么‘五。七’道路，能怎么样？还能把人搞死？说不定这将来就是他的资本。山不转水转，二十年后看谁是好汉！”
水曲柳这当然是满嘴胡说八道了。但二十年后，我的老父亲确实是时来运转了，而且势不可当，比当年去了延安的，还要辉煌。我后来就想，水曲柳，一个长春二中的无赖混混儿，无意中竟然能道破人世间的真理。他的话，我一直记着。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经常用它来鼓励自己。
天仍然阴着，小雪静静地飘，村庄没有声息。老龚他们送水曲柳一行走远了。雪野里，人影只是几个黑点。整个东甸子，都弥漫着柴烟的气味。视野里欢蹦乱跳的东西，只有狗。高高木竿上的那些“伟大旗帜”，经过一夏的曝晒，已然褪色，但飘起来仍是威风凛凛。
他们是一早走的，下午老龚就能回来。我洗好了几个马铃薯，准备做下晌饭，等老龚他们回来吃。
可是，这顿饭，他们没有吃得成。
我做好了饭，盛到搪瓷脸盆里，拿到里屋炕头，用棉被盖起来保温。然后，就煮盐水土豆——老菜谱了。
郁闷一阵阵涌上心头。漫长的冬天才刚刚开始，还要过五、六个月这样的日子，我们难道一天一天就这样过？
我走到门外，呆呆地看着铅色天空下的雪野。细细的雪花飘得很欢快，它们不知道愁。
此时，不知即将落户农村的父亲怎样了？不知正在收拾家当的母亲在想什么？那个白雪覆盖下的故乡的城，此时又该有多美？
就这样呆想，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梁燕眉在里面喊了一声：“呀，你的土豆！水都烧干了！”
我慌忙跑回灶台，看见灶坑里面的炭火已经被扒了出来，掀开锅盖看看，煮土豆成了烤土豆，糊了。
我们“这一户”四个男生轮流做饭，他们“那一户”四个女生轮流做饭，我和梁燕眉排在同样的班。可是自打“电炮事件”后，每次做饭，她再也不跟我说话。今天，她只是帮我把炭火扒了出来，就进屋去了。
梁燕眉啊，我平生第一个恋慕的女孩。她的声音，老远就能让我心颤；她的欢笑，隔着墙壁我常常能听得到。年轻时代的爱，就这么敏感。那年月，人们穿得都差不多，但她的身段，即使在千万人当中，我也一眼就能分辨得出。
在东甸子的岁月中，我始终感觉她离我很近很近。虽然现在我们已渐行渐远，可是我仍然在想象中，把我的将来，和她联系在一起。在火炕上，夜长睡不着，我就忍不住要想象，我们总会有一天，一块儿回城去探亲，去逛繁华的重庆路，一起在那春天的白杨树下散步。少年人所梦想的幸福，不会是油盐柴米，而就是——能拉住一个可爱女孩儿的手。在现实中，虽然两人已无话可说，但这禁绝不了一个痴迷者的想象。
我未来的生活中，怎么可能会没有梁燕眉，怎么可能……
正在呆想间，冷不防有人“咚咚咚”地跑进院子里来，大声喊我。
我出门一看——是水曲柳！
“是你？怎么啦？”我心里一惊。
他气喘吁吁地说：“你不是想回家吗？”
“是啊。”
“走，快走！”
“怎么走？”
“有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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