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吗，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次，他接见位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千岁，又有屁用”――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支无比庞大的军队。宋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二十万不到。宋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宋真宗时，数目又达四十三万。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所以，水浒传虽内容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八十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就有近百三十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朝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四面边声连角起2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只。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年宋朝岁入虽达亿千六百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使国力步步走向匮乏。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早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都上书言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 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甚至当时刚刚中进士不久年方二十出头的王安石也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三札”，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乘下档案文件般的帐本了。血气方刚正年青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1
――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王安石年青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好读书，善属文”，是个学问大家，这点今人古人皆无异议。“唐宋八大家”之的曾巩阅读他的文章后很佩服，拿给家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可见，曾巩欧阳修两位大家，对王安石皆有荐拔之恩。依宋朝官制，王安石干满判官的届，就可以上呈文表“求试馆职”，但王安石反常态，不削尖脑袋往中央钻，反而去鄞县当知县。“起隄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地方干了不少好事，广为人所赞。朝中大臣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就要把他破格调入中央，岂料小王仍然“不就”。欧阳修大异，深觉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推荐王安石当谏官，小王又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好家伙，小伙安心基层，专心本职，又心孝养，欧阳修感动坏了，在朝中不停赞扬这位“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并要给他安排俸水丰厚的“群牧判官”，王安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无奈，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知州任上，王安石又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爷相知，声誉日隆。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终于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财政部高级官员。“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所以，王安石入朝的消息传来，“闻者莫不喜悦，”都以为有大能人来力挽狂澜。
吊起来卖了这么久，王安石上任伊始，也要弄他三把火，首上万言书，其大意即“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兮命兮，恰值宋仁宗末年，暮气已重，“览而置之”，没怎么拿王安石的建议当回事。
历史机遇，君臣际会，有时也只是因为某件不足为人道的小事所改变。宋仁宗之所以不“待见”王安石，是因件小事对他产生成见：天，宋仁宗见与诸大臣在御花园边赏花边钓鱼边宴饮，宦者们把鱼食用金碟装盛，各置于矮几之上，王安石信手拈来，竟把大碟鱼食吃个精光。宋仁宗看见眼里，当时也没说什么。转天见辅臣，他讲出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王安石，乃诈人也，假使他误食钓饵粒，也就算了。此人竟能把鱼食吃尽，太不近人情，做作得过份。”正基于对他为人的鄙视，宋仁宗憎人而恶其文，对他的主张自然不看重此事见于邵氏见闻录，非正史所记，但作者邵伯温是宋朝大儒邵雍之子，记载非常可信。
王安石见“三把火”没烧着，悻悻之余又与当政大臣多不和，又恰巧赶上其母病死，便以母丧为名去职。
英宗在位四年，“王安石被召未尝起。”有了次京城之行，王安石深知吊起来卖的重要性，时机不到，再不肯轻易露头。
其实，宋仁宗认为王安石吃光鱼食是做秀，也未必。王安石不爱洗澡，不喜穿新衣，吃饭即使是大桌子菜，他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碟。著书用心之时，更时常心无旁鹜，有次写东西，王安石边吃边写，手中东西吃完他也不觉，仍旧口口干啃，把自己指头嚼得血乎流烂也不自知。
人与人关系很微妙，估计宋仁宗看见王安石就感觉不好。对于仁宗皇帝，王安石也心怀愤恨，在其日记中对这位先帝大加鄙薄，总以之比为汉武帝。
宋神宗当颖王时，韩维在他手下任记室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只要宋神宗夸他见解好，韩维必称：“这不是我本人的见解，是我朋友王安石的主张”。年长时久，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由是想见其为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不至”。
宋神宗也有些惶惘，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却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兑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众谓王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知道好机会终于寻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直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宋神宗“不答”。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也不是朝猴急，嗷地声恨不能坐火箭入京。他慢慢悠悠，七个月之后才赴职。此次他之所以心中有根，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往大臣韩维家窜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父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2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为治所先”，即施行的大原则。王安石回禀：“择术为先”。宋神宗点头。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又答：“圣上您当以尧舜那样的古代圣君为榜样，干吗要当唐太宗。”几句话下来，宋神宗非常满意。然后，君臣二人又就“小人”“君子”相互研讨了半天，气味相投，相谈甚惬。
当年岁末，诸臣廷议，王安石发表自己见解：“国用不足的原因，是朝廷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
与王安石私交不错的大臣司马光驳斥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如凭空增设法规夺利于民，其害甚于加赋重敛。”
于是，两人在廷上争执不已，“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已见端倪。
转年开春公元1069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使自己的主张畅行无阻，老谋深算的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新设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新机构“掌经划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这样来，施行新法的大权皆掌于已手，王安石又推荐直力赞已议的泉州人吕惠卿为助手，“事无大小，必与吕惠卿谋之。凡所建章奏，多吕惠卿笔也。”同时，章惇曾布等人也大受重用。这三个人，事后证明，没个是善茬。
任用王安石之前，宋神宗曾向侍读学士孙固征求意见。孙固说：“王安石很有文才，当翰林学士定称职。但是，如果当宰相，应选气度弘量之人。王安石狷狭不容人，非为佳选。陛下若择相，司马光韩维皆可充其任。”宋神宗不以为然。
不久，召见王安石，神宗还做老好人，说：“别人都不理解爱卿你的为人，总讲你只知经术学问，不晓世务。”
王安石也不客气，勃然道：“胸中有经术才可以经纶世务为臣我恨时俗浅薄，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之急”
偏执狂的生存之道1
――王安石大行“新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宋朝廷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和赵抃等人，即被当时人戏谓的“生老病死苦”诸人。“生”，当然是指王安石。宋神宗新锐之君，自然看着这帮“老成持重”的官员不顺心，与王安石拍即和。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想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当然有敛财的功能，毕竟法术不正，给老百姓以朝廷“唯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代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戌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置行不用，惟恐此法用久生弊。王安石青苗法，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强要人借钱，此举太过份。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床上架屋，致使“民实惊疑”“吏皆惶恐”，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苏大学士反对新法不遗余力，常常作诗讥讽，也得罪不少人，“乌台诗案”，老苏被人告发，御史弹劾，险些掉脑袋。多亏曹太后相救，神宗本人宽厚，苏轼才免挨刀。宋朝御史台建筑是黑色，故称“乌台”，乌台诗案，即由此得名。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外出作官的老宰相韩琦，他罗列青苗法之弊，有理有据。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韩琦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犹豫：“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嗅出当时政治气氛有不利于自己的味道，非常愤恨，在朝廷上怒言：“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转天，王安石就称病不出，以“撂挑子”来施以颜色。
心想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权衡再三，把王安石叫到宫内，推心置腹：“青苗法，朕确实为众论所惑，犹豫不决。寒食假中，静思此事，无所害。”有了宋神宗明确表态，王安石信心大增，更加卖力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年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这也标志着他“变法”高嘲的来临。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相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保”，五十户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保甲法的实施，使宋朝下子多出近七百万的“民兵”，此法对于民间治安确实起到定成效。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底，宋朝频行免役法。原来衙前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再亲自服役，改由向政府交钱，由政府再用钱雇人服役。原来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要按规定交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确实让国库的银子增数不少。
转年，又推出市易法。宋廷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百万贯作本钱，开始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行情，市易务评估价格，向商人买卖货物；市易务向商人行贷，以其产业作抵押，年息二分；
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按等级交纳税金。此举倒是查出大量隐漏未登籍的土地，增收不少税钱。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廷又颁行保马法，目的是“省国费而养马于民”。宋朝以及先前诸朝，皆是由国家专门的牧监养马，王安石等人认为这种公家养马太浪费田地，于是想出保马法。保马法先在京东等五路施行，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可给匹饲养，家产多者可以给两匹。如果出现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明朝洪武年以后，也曾实行过此法。大儒王夫之对于保马法之弊感受最深：
愚民贪母马之小利于目前，幸牧地之免征于后世，贸贸然而任之。迨其子孙贫弱，种马死，牧地徒，闲岁纳马，马不能良，则折价以输，马之值，至二十五金，金积于阉寺，而国无马，户有此役，则贫饿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马倡之也。夫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则困于刍粟，寒暑则死于疾疫。唯官有牧苑，而群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时以蠲其疾；官有牧资，而水旱不穷于饲；则虚盈，孳产自倍。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汉唐车骑之盛，用捍边陲，而不忧其匮，柰何以诱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无益于国马，相踵以行，祸延无已，故曰害最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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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狂的生存之道2
看似养马于民，其实最后皆流于虚诞。养马这种大规模高专业的技术，其实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承担。如同现在的军事科技开发，如果把导弹特殊钢以及制导坦克摊发到各个民营小厂去“研制”，结果肯定是笑话。
此外，王安石等人还对宋廷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减兵并营，把全国的五百四十五营合为三百五十五营，裁减各地服杂役的厢兵，使全国总兵力从英宗皇帝时的百二十多万减至八十万。如此，省却了大量军费开支；其次，置将练兵。下令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辖下禁军，分隶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并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当地州县不准干预。这点最“进步”，因为宋太祖开国以来严禁兵将专权。当然，此举大使“友邦”辽国生疑，因为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郡不得关预，声言出征，深为可疑之行”韩琦。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背后支持，“自是四方争言农田之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氽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马蚤然矣。”开始对王安石攻击最强烈的，当使御史中丞吕诲，他上疏抗言：“大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惘上，阴贼害物究王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惘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也表示：“小人之言王安石之计。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公允”：“人言王安石邪，则毁之太过，他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不错，便反复再三写信相劝，王安石我行我素，还弄出封答司马谏议书中学课本有此文。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诸多朝臣，相继因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他的曾公亮，都被王安石挤兑出朝。“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斑。
有宋神宗撑腰，王安石行为举止也非常牛逼。次，上元夜，王安石从神宗皇驾，乘马直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人臣再牛，毕竟是人臣，乘马入皇宫，太有违礼制。王安石大怒，上表要神宗皇帝“逮治”卫士。御史蔡确等人认为卫士之举是尽职尽责，不应获罪，但宋神宗“卒卫仗卫士，斥内侍”，王安石依旧气势汹汹，认为责罚太轻。
新法既行，天下喧攘。特别不利于王安石的是，数年大旱，恰值新法施行的几年。当然，王安石是“唯物论者”，认定“天变不足惧”，三年自然灾害吗。但宋神宗与当时士大夫没有他思想那么“进步”，暗忖变法是否是触犯了“天怒”，才以此示警于人。富弼的女婿冯京入为参知政事，竭力反对新法。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兴州司法参军郑侠上呈流民图，以图解方式谏劝神宗皇帝收回新法。同时，王安石私人小圈子内部也开始内斗，其助手曾布吕惠卿二人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曹太后和高太后也流泪劝神宗收手，认定“王安石变法乱天下”。
面对蝗旱涝灾，宋神宗自己也下罪已诏。
在此情势下，王安石自己求去，于是，1074年夏，神宗下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恹恹离京，过江后与随官饮酒消愁，发现有人已事先在要摆酒的赏心亭墙上写诗首：“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唯有蝗虫倍感德，又随钧旆过江东。”老王大怒，查了半天也没找到作者。
已离朝四年的司马光听闻朝廷有废法之议，兴奋莫名，激动得涕泪横流，又上书指斥“新法”之弊：第，青苗之法，人民负债，官无所得。第二，免役敛钱，养浮浪子弟。第三，置市易司，与小民争利。第四，熙河开边，得小失大。第五，保甲扰民，不得休息。第六，水利大兴，劳民伤财。
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又召王安石入朝。
但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做了那首脍灸人口的诗：“京口瓜洲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黑色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想当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刚刚大权在手的牛逼惬意，扫而尽。
不仅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内部形同水火，宋神宗对新法也逐渐产生怀疑，再无先前雷厉风行的态度。为此，王安石也哀叹：“天下事如同煮粥，烧把火，又泼大勺冷水，怎又能把粥煮熟呢”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十月，天上慧星出现。古人迷信，不象现在人知道科学，个个仰着脖子看“天文奇观”。慧星出现，在古代不是死皇帝就是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骇怕。特别是两个老太太，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曹太后是神宗奶奶辈，高太后是神宗亲妈，两个人的话，极有份量。王安石呢，仍旧认为天文之变有灾的说法是上下傅会，神宗皇帝心里可害怕，认定“天变不敢不惧”，并下诏命群臣可直言朝政阙失。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偏执狂的生存之道3
当然，王安石后来仍旧反复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凡事用多了也不管用。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神宗皇帝最后也顺坡下，下诏让王安石出判江宁府。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王安石离朝，实际上也就标志着他“变法”的失败。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其子赵煦继位，年仅十岁，是为宋哲宗，真正掌权的是其祖母高太后。高太后马上召回司马光。
中国政治家自古以来都是矫枉过正，有“司马牛”之称的司马光其实在偏执方面比王安石好不到哪里去，他执政，便尽废新法，连同免役法青苗法这两项利大于弊初见成效的条例也并废除，史称“元佑更化”宋哲宗年号“元佑”，由此，也揭开宋朝党争的大幕。
公元1086年五月，王安石病逝。年底，尽废新法的司马光也病逝。
北宋灭亡后，逃到江南的宋高宗最恨王安石，认为他误导宋神宗，尽乱天下，并派人编神宗实录二百卷，对王安石“盖棺定论”，认定此人是“万世罪人”。特别是王安石那几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是法，人言不足怕”三语，最为正统封建士大夫所诟病。
当然，从南宋的陆九渊到清朝的龚自珍，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英特高迈，不屑于流俗，”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诸朝王安石的江西老乡们，对王安石都赞不绝口。到了二十世纪，“孙大炮”和他的国民政府对王安石敬崇有加，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更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先行者”，其实，他们都是看中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这王安石“思想内核”，反而对老王当时对宋朝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混乱而忽略不计。
其实，每种理论都是这样，当时有利，后世未必；当时多弊，后世有利。就看后人们如何对这理论进行“乔装打扮”了，当然，这种打扮皆可假“去芜存精”之名行之。每个时代的大哲大儒，如果想震唬世人，要不就自立门庭，要不就大肆为古人翻案，以博取眼球注意力，思及此，我们就可以更加冷静地站在当时当地去评价某个历史人物。
其实，明朝大哲学家李贽之语对王安石的评价最为中允：“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富国名臣总论
君臣开边意未已1
――宋神宗末年对西夏的两次大败
“新法”受阻，王安石罢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转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后世所谓“元丰改制”，此举收效不是很大，无非是例常的裁冗减员而已，但对军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许多，对不从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同时，河湟地区吐蕃诸部不相统属，如果宋朝不攻，日后为西夏所得，更会成为大患。王安石当然赞成此计，于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三十余万，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当时，吐蕃大头领唃厮啰已经病死公元1065年死，其子董毡继位后世称这血系的吐蕃政权皆为唃厮啰政权。董毡继位后，仍旧保持与宋朝的友好关系，联宋抗夏，并曾在熙宁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环庆之围。王韶到任后，接连把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东乡洮今甘肃临潭等地占领，实际上是侵蚀了唃厮啰政权原来控制的地盘和部落。国际关系向以利益为先，董毡就倒向西夏边，与西夏结姻，并在河州杀宋将景思。董毡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犯攻河州，不过，王韶出奇兵，大败吐蕃军，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毕竟宋与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赐名赵思忠，并委任为官。熙宁十年，董毡又派人与宋朝恢复关系，但是，相较从前，双方都内心不大舒服。所以，熙河开边，从长远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唃厮啰政权，自已又不能在当地实行长期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倒是帮了西夏后来是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后，其幼子谅诈夏毅宗继位，实际统治权在其舅没藏讹庞手中。后来，没藏太后滛荡无度，为其面首李宗贵所杀。没藏讹庞为巩固权力，又把女儿嫁给谅诈为皇后，既是国舅国丈又是国相，“诛杀由已，臣民咸畏之”。谅祚成人后，对老丈人很不满。往来之间，谅祚又和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暗渡陈仓，这位国相很恼怒儿婿外甥给自己亲儿子戴绿帽，杀心顿起。梁氏慌忙通知谅祚，这位少年皇帝抢先步，杀掉没藏讹庞家连同他自己的没藏皇后，终于亲政，立梁氏为皇后。谅祚执政后，面大力推行汉化改用李唐赐姓“李”，面整顿军务，对宋朝和吐蕃进行军事侵扰，但两方面他都没得大便宜，还失去绥州今陕西绥德之地。于是，小伙子又与吐蕃盟好，向宋朝“谢罪”。公元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谅祚病死，时年仅二十，庙号毅宗。这小伙岁即位，亲政也没几年，但对西夏国内的文治建树甚多。
谅祚死后，其子秉常继位，年方七岁，自然又是其生母梁太后掌权。梁太后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梁氏宗族气焰熏天。梁太后虽为汉人，但她却废汉仪，开历史倒车，改回元昊时的蕃仪。为建树威权，梁太后又亲自发动对宋战争，攻打秦州环州庆州等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宋将种谔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大败夏兵，并筑起啰兀城在无定河边。见宋人如此深入国境，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倾尽全国之力，经过血战，夺回了啰兀城。虽然取胜，西夏国内经济凋敝，梁太后只得又与宋廷议和。
公元1076年，小皇帝秉常已十六岁，理应亲政，但其母梁太后仍不放权。秉常喜欢汉文化，度下令取消蕃礼改汉仪，却因梁氏的反对而作罢。公元1081年，梁太后又幽禁了想向宋朝归河南地的儿子秉常。皇帝被困，西夏内部时纷扰，不少部落拥兵自固。正是在此情况下，宋神宗五路伐夏，准备收复灵武。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发五路大军伐夏，其中，熙河经制李宪任主师，他统领熙秦七军加上吐蕃的雇佣兵共三万出熙河；王中正领兵六万出麟州陕西神木；种谔率九万多军队出绥德；高太后的叔父高遵裕带近九万兵出环庆；刘昌祚率五万出泾原。但是，只要知道主师李宪与另方面大将王中正二人皆是太监，是人就能够知道此仗不可能打赢。而且，“熙河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闻知朝廷兴兵，力劝不要无事生非，神宗恼怒，该帮忙的人不帮，把王韶降职，不久，这位功臣即病死。
宋朝打西夏，总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即开始时肯定是捷报频传，往后就会有巨坑在那里等着。李宪公公也不孬，带大军攻克兰州；王中正公公龚取宥州；种谔克米脂；高遵裕攻取清远军；刘昌祚在磨齐隘大败梁乙埋主力夏军。至此，宋军五路捷报飞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诸路兵马即刻向兴州灵州发起总攻。
刘昌祚部宋军很能战，率先杀入西夏国境，路斩将夺旗，首先杀至灵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刘昌祚得灵州首功，严命他不要攻城，待双方合军再起进攻。由此，黄金机会丧失，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万出头。宋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减员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两万多。只有李宪公公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至此，宋军五路攻夏以大败告终。
君臣开边意未已2
此次大败，如果宋朝君臣静心思过，休养生息，还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但是，宋神宗急火攻心，第二年又发动了大规模攻夏战争，结果，永乐大败，宋朝再次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这次对夏战争的败事之人总共有三人，徐僖种谔以及沈括梦溪笔谈作者。
本来，种谔和沈括当时任延州知州都主张在横山地区经营，种谔建议在银州筑城，然后依次规划夏州盐州会州兰州。沈括建议在夏州以西八十里筑城，此议得到宋神宗同意，派给事中徐禧等人前往指挥。
徐禧到西北，与沈括相谈甚欢，二人最终决定先筑永乐城。这两个文人无军谋，永乐距银州故城不远，三面绝崖而无水泉，地虽险却欠缺最致命的水源。种谔表示反对，徐禧官大，不听。并把种谔调往延州。元丰五年公元14082年九月，徐禧发兵民二十多万人，用十四天就筑好了永乐城，宋神宗赐名“银川寨”。然后，徐禧沈括等人还米脂，只留800多人守卫。
西夏闻报，深知永乐城乃咽喉要地，即刻集结二十多万步骑前来争夺。
徐禧闻讯，留沈括守米脂，自领万余大军前往永乐城，并于城前列阵。徐禧此人，“少有气度，博览周游”，熙宁初年作治策二十四篇呈王安石，得以跻身朝廷。其实，徐禧是个志大才疏之人。闻夏人倾国而来，他还不信，大言道：“如敌寇多来，正是我立功名取富贵的大好机会。”飞蛾扑火般，徐禧猪颠风样直奔永乐城。
夏军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半渡发起进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么，王师不鼓不成列。”说着话，徐学士竟然“执刀自率士卒拒战”，亲临最前线。想当年元昊病死，宋朝边将就曾建议要趁其国内动荡兴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书生，表示“幸人之丧，非所以怀柔远人”，丧失了攻败西夏的绝好机会。
不久，后继的夏兵越来越多，无边无沿，“将士皆有惧色”。宋将曲珍建议收兵入城以避兵锋，徐禧不听。很快，双方接战，宋军的先头部队“最为骁锐，皆当百，锦枪锦袄，光彩耀日”，但是，遇见这么多似狼样的夏军，心中又怯，接战不久就失败，“奔入城，蹂宋军自己后阵”。混乱之下，“夏人乘之，宋师大溃，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徐禧这才慌忙入城，被夏兵团团包围。
众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用尽，“掘井不及泉”，此城险是很险，平地凸起，但要钻出水来比登天还难，“士卒渴死者大半”。宋军确实英勇，仍旧“扶剑拒斗”。曲珍劝徐禧趁还有些实力突围，徐禧不听；高永能劝他尽出金帛招募敢死队血拼，又不听。
结果，夜大雨，多处城溃，永乐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乱兵，宋军只有四将逃免。
“徐禧疏旷有胆略，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师怯耳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猝与强虏遇，至于覆没。”此次大败，宋朝损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万余，最可怜的是十多万筑城后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夏兵刀下之鬼。
永乐之围，种谔观望不及救，“帝神宗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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